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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中央工作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后含冤去世。他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正是由于他毫不妥协、刚直不阿的个性，所以在“文革”初期便遭到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和迫害。历史是公正的，“文革”结束后，中央对他的冤情进行了平反和昭雪。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考虑要在中央内部“掺沙子”，他决定把陶铸调到中央来担任重要职务，是想让陶铸支持“文化大革命”。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在地方高级干部中，比较赏识两个人，一个人是陶铸，一个人是王任重。这不光是因为这两个人比较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能提出许多创造性的意见，拿出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经验来，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个人在地方高级领导干部中以善于写作而著称。陶铸能写作，他平时就写一些生动活泼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来又出版了两部书，一部书名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部书名是《思想·感情·文采》。这两部书在青年人中间影响很大，陶铸的优美文笔，也深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要在这种有文化的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找支持者。
更重要的是，那时，毛泽东出于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已经决心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领导权。而对于搞不搞或怎么样搞“文化大革命”，中央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许多中央领导干部是不同意搞“文化大革命”的，或者是不同意搞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对此，毛泽东考虑到，要在中央高层领导内部“掺沙子”，调一些既有很高文化水平又有很高理论素养的高级领导干部到中央来担任领导职务。于是，毛泽东考虑到了陶铸。
毛泽东早就对陶铸有好感，对他十分信任。这是有历史渊源的。陶铸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老乡，两个人很谈得来。1929年到1933年这段时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红军纵横驰骋于赣南、闽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扩大红军，开辟根据地。这一段时间里，陶铸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和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那时，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做地方党的工作和兵运、民运工作十分得力，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40年陶铸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政秘书长，直接在毛泽东手下工作。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对他也信任有加。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点名派陶铸到东北工作。陶铸到东北后，先后担任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野政治部副主任。那时，陶铸还不到40岁。毛泽东实际上是把他当作“苗子”来培养和锻炼的。建国后，毛泽东让陶铸从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上下来，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陶铸先后担任过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最后这个职位，是地方党的组织的最高领导职务。在以后的工作中，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陶铸很得力，很有水平，也很能贯彻中央的指示，因此，毛泽东去地方视察时，经常去广东。毛泽东在看重陶铸文才的同时，还喜欢陶铸的性格。陶铸是个敢于直言的人，不但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敢于提不同意见。因此，毛泽东在刚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打算时，就决定把陶铸调到中央来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陶铸奉召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在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的同时，决定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这实际上，是让陶铸接手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工作，同时也让他参加中央军委的日常领导工作。
这次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这样，在中央政治局下，就有了两套日常工作领导机构，一个是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仍任总书记，陶铸任常务书记，实际上已经由陶铸管事；另一个是“中央文革”，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任副组长。
陶铸一到中央来工作，就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了，但是他毫无私心，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吃饭睡眠等一切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当全国陷入动乱之中时，毛泽东让陶铸担任“中央文革”的顾问，陶铸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
陶铸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把许多重要权力交给了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中央同意，陶铸分管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同时，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可见，当时陶铸不但分管的范围广，权力大，而且分管的部门，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的文化、教育、理论、宣传部门。他实际上已经处于风口浪尖上了。
但是，陶铸是个没有私心杂念的人。他一到中央，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去了。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她写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一书中回忆，那一段时间，是陶铸一生中最忙的时候。“他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那时，红卫兵运动刚刚兴起，老干部们也先后受到冲击。他们都找到中央来。红卫兵是来要求中央支持他们造反的，老干部们是来要求中央保护和公正对待他们的。他们一到中央来，就由实际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陶铸来接见。陶铸每天要接见很多批上访的红卫兵，也要接见很多批因受冲击而上访的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每天晚上还要和周恩来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那时，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陶铸说，这几个月，是他近几十年来最忙碌的一段时光。”(曾志语)
“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全国很快就陷入动乱之中。毛泽东也很快就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两年“收场”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需要能够稳定局势又能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干部到“中央文革”工作，而到“中央文革”的这个干部，必须是能挑重担的干部。
对于陶铸的工作精神和能力，毛泽东十分赞赏。毛泽东让陶铸在中央书记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过渡期后，准备让陶铸挑更重的担子。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了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
在考虑选派得力领导干部到“中央文革”工作时，毛泽东想到了陶铸。也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中央决定，陶铸任“中央文革”顾问。不久，中央又任命陶铸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时，陶铸已经是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的重量级人物了。
但是，陶铸没有想到，他担任这么多领导职务，工作却不好干，尤其是他的“中央文革”顾问不好当。他更没有想到，这是他与江青等人结怨的开始。
陶铸感到，“文化大革命”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不断抵制过“左”的做法，引起了江青、康生的不满，他们向毛泽东告陶铸的刁状。
一开始，陶铸是坚决拥护搞“文化大革命”的。他与毛泽东的认识一样，认为中国如果不来一次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冲击并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就有可能变修。他是怀着良好的愿望，真诚支持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到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他也积极参与领导“文化大革命”。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陶铸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了。他开始对搞“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和不理解，在行动上也开始抵制一些过“左”的行为。
陶铸对发动红卫兵来充当“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十分不满。他认为，红卫兵们毕竟只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还不懂得什么政治，甚至不谙世事，不了解中国社会。因此，他从不赞成红卫兵造反，倒反对红卫兵造反。他到中央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后，一些红卫兵由于过去读到过陶铸写的文章，加上陶铸又是毛泽东信任的人，是中央仅次于周恩来的领导人，所以认为陶铸会坚决支持他们造反的。他们就经常找陶铸，让他表态支持他们打倒这个，“火烧”那个。不料，陶铸却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陶铸对他们讲，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干部有缺点应当善意批评帮助，不应该动不动就打倒，更不能对干部采用武斗手段。一次，陶铸甚至对一些红卫兵说了很重的话：你们这样做，是对历史的犯罪！陶铸这些行为和讲话，自然得罪了红卫兵们。当时，浙江省某高中有一个红卫兵，专门在北京人最多的地方给陶铸贴出了一张长达两万多字的大字报，光写大字报的纸，就用了六十多张。这张大字报极尽诬蔑之能事，甚至说陶铸的《革命的坚定性》一文，是“向往蒋介石”。
陶铸还对打倒老干部十分不满。他到中央工作后，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对于当时被红卫兵打倒并被关押的老干部，陶铸总是先出面同红卫兵组织交涉，把他们保出来，然后，再找适当时机把他们“解放”，安排领导工作。当时陶铸也知道，他这样做，对于自己来说，是很危险的，但他表示：宁可自己倒台，也要保护这些老干部，也要起用这些老干部。
陶铸刚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对“文化大革命”采取这样的态度，当然引起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不满。
而且，更使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恼火的是，在处理各种具体事情上，陶铸完全站在江青等人的对立面。具体说来，陶铸在九个重大问题上是与江青他们唱对台戏的。
1、和刘、邓搞在一起的问题。陶铸刚到中央工作不久，中央内部就在要不要向一些高校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主张不派工作组，他们认为派工作组去只能支持右派，镇压群众。而刘少奇、邓小平则主张派工作组，一方面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引导群众。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他们在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把不同意见亮开了。在毛泽东面前，刘少奇、邓小平提出，还是要派工作组。陈伯达立即表示反对。他说，不要派，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争执起来。毛泽东的本意是赞成陈伯达的意见的，但见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同志主张派工作组，他就不好表态了。他转过头来征求陶铸的意见。陶铸说：我认为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的意见对。派工作组是我党的成功经验，对正确引导运动也有利，我主张派。毛泽东见陶铸也这样说，只好含糊地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从杭州回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决定派工作组，对此，陶铸也是支持的。陶铸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持这种主张，使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深为不满。他们认为，陶铸刚一到中央工作，就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一边。还有一件事：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前，江青找到陶铸，让他在会上打头炮，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但在开会时，陶铸却没有这样做，而是一言不发。不但如此，会后，陶铸还告诉会议工作人员，不要印发在会上攻击刘、邓的材料。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后来就抓住陶铸这两件事，说陶铸是与刘、邓搞在了一起，有意和毛主席对着干，是在中央执行一条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
2、“社论问题”。1966年6月，一些高校先后发生了工作组与造反的学生之间的冲突。西安交通大学发生了“六·六”事件，南京大学发生了所谓校长匡亚明“压制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在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事件的问题上，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观点一致。陶铸还指示他分管的《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认为陶铸这是和刘、邓一起镇压学生。
3、保周扬问题。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不久，周扬就受到批判。那时，周扬患病，去天津治疗。不久，周扬要从天津回到北京。当时，周扬住在中宣部或自己家里，都不安全。此时，周扬得知陶铸已经调到中央书记处任常务书记，又分管中宣部、文化部的工作。周扬早在延安时期就认识陶铸，知道陶铸是个热心而又仗义的人。于是，他就直接给陶铸打电话，请陶铸给他找一个安静又安全的地方养病。陶铸答应了，并且通过中央办公厅把周扬安顿好。没想到，这件事传到了江青等人的耳朵里，他们抓住这件事，说陶铸“保护周扬”，是周扬的“保护伞”，是最大的“保皇派”。他们公开质问陶铸：你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周扬一边？
4、“照片”问题。1966年8月，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处于挨整的地位。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们二人仍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还担任着国家主席的职务，邓小平还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当年的国庆节，刘少奇、邓小平仍跟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可是，新闻宣传部门的一些领导早已知道刘少奇、邓小平要被打倒，就安排摄影工作者在拍领导人出席国庆观礼的照片时，调整角度，不把毛泽东和刘少奇拍照在一起，不拍邓小平的照片。由于当天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摄影工作者调整不开镜头，在照了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起的照片后，还是照到了一张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由于邓小平站得离毛泽东较远，所以没有拍上照片。在决定照片登报纸之前，新闻宣传部门的一些领导拿来他们拟定的登报纸的照片来请示陶铸。陶铸见没有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也没有邓小平的照片，就很不高兴。他说：毛主席是党的主席，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国庆日怎么能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呢？邓小平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怎么可以有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照片而没有邓小平的照片呢？新闻宣传部门的领导只好把原来不打算用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拿出来。陶铸决定，报纸上就用这张照片。至于邓小平的照片，因为没有拍上，陶铸就指示新闻摄影工作者做技术处理。新闻工作者把邓小平不久前的照片的头部换在了另一位站在天安门上的同志的身上。陶铸也同意这样用了。不料，这件事让江青等人抓住了。他们攻击陶铸为刘、邓树立威信，没有照片也要搞“换头术”，是在紧跟刘、邓，吹捧刘、邓。
5、“口号事件”。在1966年的国庆节前两天，中宣部拟定了一些国庆口号。拿到陶铸那里请他审定。陶铸觉得有些口号太长，就把一些太长的口号压缩了一下，同时把一些过多的口号、重复的口号删掉了。这件事也被江青、陈伯达、康生抓住了。他们说，陶铸这是篡改口号，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陶铸不同意他们的这个说法，坚持他的意见，并与他们争执起来，双方搞僵了，便于1966年10月1日凌晨5时都到毛泽东的房间里请求毛泽东裁决。毛泽东认为，口号不算什么大事情，但见持与江青等人相同意见者占多数，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事后，江青、康生、陈伯达抓住这件事，没完没了，攻击陶铸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战。
6、不听毛主席的话的问题。1966年11月，毛泽东指示陶铸、谭震林到中南和华东地区去了解那里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看那里的群众发动起来没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持什么样的态度。要他们去支持那些地方的造反派，冲一冲那里的领导干部。毛泽东的意见，要冲一冲这些人，最后看他们的态度和表现，再保他们。陶铸和谭震林都觉得这个“差”很难当。他们从心里是不同意造反派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让他们支持造反派，他们是不愿意的。再者，如果下去调查回来向毛泽东讲真话，毛泽东不会满意，讲假话，他们又不愿意讲。于是，谭震林说工作忙迟迟不去。后来，谭震林又受到冲击，毛泽东也不让他去了。但仍让陶铸去。陶铸确实工作太忙，周总理那里有许多事要他帮助办理，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要管。他分不开身，因此拖延下来。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说陶铸不听毛主席的话，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挥，有意磨洋工，还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对此事也不高兴，后来见到陶铸时问他：你怎么还不下去？
7、支持右派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的群众就分成了两派。江青等人选择听他们话，跟着他们跑的一派，大力支持，冠以“左派”的称号。对一些不太听话的一派，则攻击他们为“右派”。他们总是让所谓“左派”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让“右派”参加这些会议。而陶铸却与他们的看法不同，他公平地对待两派，不称任何一派为左或右，有重要会议，他总是让各派平等参加。江青等人认为，陶铸这是在支持“右派”，压“左派”。他们向毛泽东告了陶铸一状，毛泽东对陶铸很不满意。他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陶铸，但他明确表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8、处理安亭事件问题。1966年11月，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要集体上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结果被困于上海嘉定县的安亭车站。王洪文等见北上不成，便破釜沉舟，卧轨拦车，堵塞沪宁线长达几十个小时，使全国震动，中央震惊。毛泽东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处理这件事。陈伯达找周恩来、陶铸商量。周恩来、陶铸的意见，是动员造反工人回上海，要在本单位就地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不能破坏生产。陈伯达接受了周恩来、陶铸的意见，给在安亭卧轨拦车的工人写了一封信，劝工人回去，并派张春桥乘飞机去上海处理这件事。可是，张春桥到上海后，却私自答应了“工总司”的五条要求，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去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安亭卧轨拦车事件由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要求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接受造反派批判，要求给“工总司”以活动方便。当时张春桥还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便召开常委会解决这个问题。会上，曹荻秋和张春桥争执起来。曹荻秋直接给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打电话，请示怎么办。陶铸在电话中明确表示，仍然要按照周总理、我、陈伯达三个人先前定的意见办，张春桥私自答应“工总司”的五条要求是错误的，必须收回。上海“工总司”只能在本单位闹革命，不能搞跨行业、跨单位的造反组织。陶铸还要张春桥接电话。他在电话里亲自把这个意见重复了一遍。张春桥在电话里也同意了陶铸的意见。但张春桥放下电话后就悄悄跑到机要室秘密地给陈伯达、江青打电话请示，江、陈在电话里支持张春桥的意见，让张春桥不要听陶铸的。结果，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条要求上签了字。这样，矛盾提高了层次，闹到了中央内部。周恩来、陶铸反对张春桥的做法，陈伯达、江青、康生支持张春桥的做法。双方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做出了裁决：支持张春桥的做法。还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表态后，江青等人攻击陶铸镇压造反派革命，站在了上海市委的错误路线一边，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9、吴传启问题。吴传启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杂志的编辑。“文化大革命”刚起来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攻击院党委。由此被江青看中，认为他是“革命左派”，并且有意把他提拔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但是，吴传启的行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却受到抵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他造反组织也不同意把吴传启封为“革命左派”。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找到陶铸，要陶铸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去接见那里的干部、群众，向他们发表讲话，在讲话中公开“封”吴传启为“革命左派”。江青认为，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顾问，由陶铸去讲这个话，就一定会起作用。不料，陶铸却拒绝了江青的这个要求。这是因为：一来陶铸向来不主张支一派、压一派；二来陶铸也了解到吴传启的一些情况，认为他不够“革命左派”；三来陶铸对江青颐指气使，竟然指挥起他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十分不满。因此，陶铸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这一下可把江青惹火了，她与陶铸吵了起来，而且吵得很凶。
自从江青与陶铸吵起来之后，陶铸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江青手下的人一见陶铸的面，就对他进行讽刺挖苦。对此，陶铸一般不予理睬，但有时也反过来讽刺他们几句，这就更激起了江青等人对他的仇恨。
毛泽东虽然对陶铸也不满意，但还是要保他的。可是，康生的陷害，却置陶铸于死地。
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先是到林彪那里去告陶铸的状，说陶铸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林彪便对陶铸不满意了。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对于搞“文化大革命”，是两头劲足，中间劲头不足，甚至还有点顶牛。这个话，就是暗点陶铸的。
江青等人看到林彪已经对陶铸不满了，便进一步向毛泽东告陶铸的刁状。他们到毛泽东那里去，说陶铸与刘、邓搞到了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保刘、邓的，是“保皇派”，并且添油加醋地把陶铸顶他们的几件事举出来，当作例证。这样，毛泽东也开始对陶铸不满意了。但是，毛泽东当时认为，陶铸还是认识跟不上的问题，希望能在一定范围批评一下就算了。可是，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就开始大做文章了。
1966年底，王任重要求回地方工作。王任重是从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但王任重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不久，就与江青等人格格不入，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与江青等人对立。因此，江青等人在“中央文革”中排挤王任重。王任重心情不好，加上工作劳累，患了重病。王任重就向陶铸提出，要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南局去工作。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认为王任重是要溜，要躲，要撂挑子。可是，陶铸却同情王任重的处境，同意王任重的请求。陶铸同意，毛泽东也只好同意。但毛泽东提出，王任重离任前，由“中央文革”开会，给王任重提意见。江青等人认为，这正是整一整陶铸的好机会。在“中央文革”开会给王任重提意见时，他们突然集中攻击陶铸。当时的会议上，张春桥、姚文元打头阵，恶声恶语地攻击陶铸是“保皇派”。接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先后发言，给陶铸扣上“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等大帽子。陶铸面对江青等人的攻击，不为所动。他不辩解，更不检查。陶铸的这种态度，使江青等人更是揪住他不放。他们向毛泽东报告说，陶铸态度不好，坚持错误。这样，毛泽东对陶铸更加不满了。
但是，毛泽东从内心里还是对陶铸有好感的。他想保陶铸。就在江青等人围攻陶铸不久的一天上午，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陶铸一进会场，毛泽东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毛泽东的这句话，是指前几天在批评王任重的会议上江青、康生等人攻击陶铸的事，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就说你是很不理解，他们也就抓不住你了，你就解脱了。毛泽东说这句话，明显是好心维护陶铸的。接下来正式开会时，毛泽东当着参加会议的同志的面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接着，毛泽东语气一转，开始批江青。他指着江青说：你太任性，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把陶铸留下，单独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谈话中，毛泽东对陶铸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泽东善意地批评陶铸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毛泽东为了保陶铸，此前曾经让他下去搞调查，以便避开江青等人。这次毛泽东问陶铸：“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还亲自拟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人。毛泽东对陶铸说，这些人烧是要烧，但是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毛泽东还说：“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毛泽东还提到了二人之间的分歧说：你在一次讲话时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一个原则性问题。由于毛泽东那时是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以他不赞成陶铸的观点，特意把这个分歧点了出来。毛泽东把这个话说出来，就意味着他不会再追究了。他要保陶铸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毛泽东要保陶铸，但康生、江青等人却不会放过陶铸。就在毛泽东与陶铸谈话的第二天，江青指使一批来北京的造反组织向陶铸下了最后通牒，要陶铸接见他们，不接见就绝食。陶铸只好去接见他们。这批造反派是有备而来，陶铸接见他们时，他们就先架起了录音机，要录音，还把跟随陶铸的干部赶走，只要陶铸一个人和他们谈。谈话时，他们高音大嗓，七嘴八舌，不让陶铸说话。陶铸提出中止谈话，并向造反派们提出抗议。在双方僵持之下，陶铸的警卫员怕陶铸受到伤害，就走进会场保护陶铸。这下被造反派们抓住了把柄，说陶铸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当时，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可是一个大原则问题。陶铸怕把事情闹大，只好说自己是感情用事，不冷静。此时，红卫兵们也累了，才放弃了对陶铸的围攻。
但康生、江青却借此事大做文章。第二天，他们就指使一批红卫兵到中南海西门，高呼“打倒陶铸”的口号，并且在全北京市散发传单。而对于这些事情，整天忙得团团转的陶铸竟然不知道，他还在工人体育馆接见文艺界的革命群众。江青见陶铸没有动静，就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告刁状，说陶铸动用军队镇压造反群众。同时，在此关键时刻，康生捏造一份材料送给毛泽东，对陶铸进行诬陷，意欲置陶铸于死地。
康生送给毛泽东的材料，借所谓“呈文”问题，诬陷陶铸是叛徒。原来，早在1933年，王明派他手下一个亲信向陶铸打听他对王明的看法，陶铸心直口快，给王明提了不少意见。于是，王明就借口调动陶铸的工作，让他到上海去找组织接头。陶铸到了上海，却被晾在一个小旅馆里，半个多月也没有人找他联系。奇怪的是，不久却闯进几个国民党特务把陶铸抓走了。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陶铸坚贞不屈，严守机密，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判陶铸无期徒刑，长期关押，在被关押期间，陶铸是狱中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已经在狱中五年的陶铸经李克农营救出狱。就是在出狱前，陶铸也坚持光明出狱，不写国民党所要求的“呈文”。后来同一监狱有五个人写了“呈文”，内容也是要求按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释放政治犯，让他们参加抗日。这些历史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康生却搞了一个材料，诬陷说：陶铸带头写了“呈文”，是叛徒集团的头子。康生这个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使毛泽东对陶铸的历史问题产生了怀疑，进而怀疑到陶铸对党的忠诚程度的问题。与此同时，江青抓住陶铸的所谓“镇压群众问题”不放。并且对毛泽东说，如果不处理陶铸镇压群众的问题，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文化大革命”也就没办法搞下去了。
康生、江青等人很明白，毛泽东对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惟独对于历史上的变节并出卖同志的行为不能谅解。无论什么人，一旦被扣上叛徒的帽子，这个人在政治上也就完结了。再者，毛泽东出于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热心于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镇压群众，这在当时，是为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康生的诬陷材料和江青告的刁状，使毛泽东再也不好保陶铸了。
陶铸被打倒并开始被红卫兵批斗。在被批斗中受到殴打时，陶铸拼死反抗，是中央内惟一敢于反抗武斗的高级领导干部。
康生、江青等人趁毛泽东不再表态之机，开始加紧了“倒陶”活动。
1967年1月初，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的几个大员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前几天刚与陶铸吵了架的造反派组织头头。接见时，这几个大员专门拿陶铸与“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吵架一事做文章。他们口若悬河地大讲“造反有理”的道理，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把造反队员的劲鼓得足足的。这些造反队员当场就表示：“不打倒陶铸，誓不收兵！”他们接见造反队员之后，造反队员们马不停蹄，当夜就兵分三路：一路联络北京一些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聚集了数千人，跑到中南海西门，用高音大喇叭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并且当场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们包围中南海西门两天两夜，昼夜不停地高喊“打倒陶铸”的口号，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一路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散发打倒陶铸的传单。传单的主要内容是说陶铸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还说陶铸在中南海小礼堂镇压群众，说陶铸是中央内部最大的保皇派，等等。传单一撒，全北京都知道要打倒陶铸了。一路人马分赴全国各主要城市去串联，让那里的造反派都起来与他们一道打倒陶铸。这一招十分狠毒。不出两日，全国各地就掀起了一个打倒陶铸的浪潮。更为阴险的是，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些大员搞的这一套，完全背着周恩来，也背着陶铸。就在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煽动造反派“倒陶”时，陶铸正跟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接见安徽省来京的群众。他们竟然对“中央文革”搞的这一套一点也不知道。
比江青等人更为老谋深算也更为狠毒的，还数康生。当江青等人谋划“倒陶”时，康生进了一言，他说：“还是要把材料整理出来，上报主席。整理出材料上报主席，就是胜利。”康生说的要整理的陶铸的材料，包括江青等人所抓住的陶铸支持刘邓路线、不听毛主席的话、处理安亭事件是错误的、在中南海小礼堂镇压群众等几个问题，也包括所谓陶铸“历史上变节问题”的材料。搞材料，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极为恶毒的一手。诬陷材料比较系统地把许多材料汇集在一起，上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相信了康生、江青等人搞的这些材料。1967年1月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表谈话。毛泽东一开始就对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给予肯定，然后，毛泽东话锋一转，对陶铸进行了严厉地指责。他说，在这场大革命中，陶铸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镇压群众，是保皇。陶铸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讲话之后，陈伯达、江青等人趁机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是，原来喊出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这个口号喊遍了全国。
毛泽东虽然严厉指责陶铸，但只是批一批陶铸，并不想打倒他，更不想在群众中公开点陶铸的名。可是，陈伯达、江青等人实际上已经利用“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把陶铸打倒了。他们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来了一个“先斩后奏”。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1967年2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针对江青、陈伯达未报告中央，就在全国群众中公开喊出打倒陶铸的口号，批评道：“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指出：“中央文革”在搞“独立王国”，“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毛泽东这些话表明，他不赞成打倒陶铸，更不赞成用“中央文革”取代书记处。他只是想用和缓的办法批一下陶铸。
但是，江青、陈伯达他们已经把生米做成了熟饭。他们把打倒陶铸的口号喊遍了全国，他们搞的诬陷陶铸的材料散遍了全国。而且，陶铸被戴上了两顶大帽子，并且把他与刘少奇、邓小平并列来提，他被打倒，也就是确定无疑的了，毛泽东也控制不住了。实际上，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发表指责陶铸的谈话时，江青等人就趁机夺了陶铸的权。陶铸那时已经被停止一切工作了。他被命令呆在家里，不准出门。他实际上被软禁了，已经失去了自由。那时，陶铸还能看到中央文件。他从一份份中央文件中看到各地党委被打倒的情况，十分痛心，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1967年1月底，康生、江青操纵“中央文革”做出决定：对陶铸停发中央文件，撤掉陶铸家里的“红机”电话。电灯也改为低压电。接着，江青等人决定，每天要押送陶铸去看大字报。开始，陶铸还没有受到批斗。康生、江青等人既然已经决心打倒陶铸，就不能让陶铸这样平静地生活。1967年1月12日，江青授意戚本禹怂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批斗邓小平和陶铸。这一天，中办秘书局的一些造反派冲进邓小平、陶铸的住处，揪斗，围攻他们。冲进陶铸住处的造反派们把陶铸揪到院子里，高呼“打倒陶铸”的口号，逼迫他“交待”“罪行”。陶铸冷静、从容地与他们对抗。批斗折腾了几个小时，陶铸始终没有屈服。中共中央秘书局造反派开了批斗陶铸的口子，中南海的其他造反组织就紧紧跟上来。从那以后，中南海的各个造反派组织便经常去批斗陶铸。一开始，造反派们还是在陶铸家里批斗他，后来，就发展到把陶铸拉到中南海的小礼堂去批斗。原来只是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陶铸，后来其他单位包括外地来北京的造反派也参加进来批斗陶铸，一斗就是半年多，使陶铸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1967年7月，武汉发生了“7·20事件”，康生、江青以此为借口，把陶铸的问题升格，说他是“7·20事件”的后台。对陶铸批斗得也更狠了。据曾志回忆，“7·20事件”发生后的一天晚上，陶铸家里突然闯进来一批人，把陶铸的双手一背，就扭走了，衣服也没有穿，曾志也被他们拉走了。等他们回来后才发现，家已经被抄。
没有多久，陶铸家里的窗户被封死，玻璃上被涂满了墨汁。看管人员每天用大灯泡照着陶铸，不让他得到休息。陶铸的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牢房。警卫开始态度还不敢过分，后来态度越来越坏，他们故意唱歌骂陶铸，并且整天在陶铸的房间里打打闹闹。陶铸忍不住与他们争辩，他们就与陶铸大吵。后来，陶铸干脆不理睬他们了。但是他却不得不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当时，陶铸写了一首诗：“摆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觅，怕听钟声鹊噪枝。”这首诗可以反映出陶铸当时被折磨时的痛苦心情。
但是，陶铸毕竟是一个久经风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心胸是宽广的。面对非人的折磨，他处之泰然，以宁静、坦然的态度度过一天又一天。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曾志回忆道：当时，陶铸在看守们的监视下，旁若无人，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从容不迫，有条不紊，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如果是通常的人，受到这样的非人待遇，早已经自杀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许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自杀。但是，陶铸却以顽强的意志生存着、反抗着。他用毛笔在一张纸上写道：“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写后，他把这张纸压在桌子玻璃板下，以铭其志。
在被关押时期，陶铸读了不少书籍。他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读历史书籍，读毛泽东著作，还读古代诗词，读《名臣录》。读书之余，他练习书法，练习写诗。在他当时写的诗词中，反映出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坦荡胸怀、忠诚于党的情感和在逆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其中有这样一些著名诗句：“汉家狱辱因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料峭风寒花独开，孤芳心事费疑猜。成尘我爱香如故，妒忌无端究可哀。独自沉吟独自宽，熬膏煎血又年年。每忆莫愁湖畔月，头颅惨白不成妍。”陶铸当时写下的名句“心底无私天地宽”，现在已被人们广为引用。陶铸在诗句中所说的“无私”，既包括没有私心的意思，也包括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样的意思。正因为“无私”，他才内心平静，并且不屈不挠地同极左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就是这样的日子，康生、江青等人也没有让陶铸过上几天。1968年8月，“中央文革”在天安门组织有百万人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大会召开的同时，还在中南海设了三个批斗会场，分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斗争陶铸的分会场里，有三百多人参加批斗，并且把曾志拉去陪斗。在批斗会场上，陶铸高昂着头，以凛然正气面对造反派们。这时，有几个大汉过来，把陶铸的头使劲往下按，陶铸却硬是不低头，他们几个人一起死命地把陶铸的头按下去，陶铸又昂起头来。就这样，按下去，又昂起来。几个大汉气恼地把陶铸的双手反剪着，对他进行殴打，陶铸则拼死进行反抗。毕竟他们人多，几个大汉一起动手，对陶铸拳打脚踢，不一会，陶铸的额头上就鼓起了几个鸡蛋大的肿包。就这样，斗陶铸三个小时，打陶铸三个小时，陶铸也反抗三个小时。批斗会后，陶铸被押送回家，他女儿见陶铸头上被打出肿包，要上前给他揉，陶铸一把把她推开，高声叫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陶铸是惟一敢于武力反抗造反派们武斗的中央高级领导人。他的这种行动，不光反映了他的性格，同时也是用这种极端的行动表达出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陶铸的这种武力反抗行动，至今令人赞叹，在历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在非人的折磨中，陶铸患上了癌症。但是，无论是被软禁还是被发配，他都坦然面对。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忠诚于党和人民，他坚信自己的冤案一定会得到昭雪。
对陶铸肉体上的折磨，已经够重的了，但是，更重的是对陶铸精神上的折磨，而对陶铸精神上的折磨，莫过于对陶铸思想成果的否定。
早在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决定搞倒陶铸时，就处心积虑地要在思想上对他进行恶毒攻击。他们决定由他们心目中的“笔杆子”姚文元来专门从思想上否定陶铸。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研究、写作，1967年9月初，他们拿出了由姚文元执笔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交给毛泽东审阅后，于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第一次在全国公开点名批判陶铸和王任重，而批判的重点显然是陶铸。文章诬陷陶铸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叛徒”，“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污蔑陶铸写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是宣扬“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文章把陶铸关于“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创作要“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文艺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等意见，说成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攻击社会主义’”，反对作家歌颂工农兵、“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同时诬蔑《文艺报》是“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
姚文元这篇文章的发表，无疑是给了陶铸当头一棒。因为这是对他几十年的信仰和追求的根本否定。陶铸内心的痛苦和愤怒，可想而知。一直不断的肉体折磨、精神折磨，再加上对陶铸共产主义信仰的否定，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感到头晕、眼花，想呕吐，当时他自己并不在乎，以为是小病。拖至1969年元月，他又感到胃部不适，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叫来医生，医生对这个被打倒的人也只是随便看看，就诊断为肝炎。后来转到302医院去检查，才查出是胆部患上了癌症。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陶铸十分关心，他指示要找最好的医生，为陶铸治病。但是，康生、江青等人仍然不放过陶铸。他们派人到病房去监视陶铸，还把病房的窗户钉上木条，把病房的窗户用纸糊上，还限制其家人来病房看望。
陶铸坦然面对癌症。本来，他早已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但他从来不说，在手术前，他表现得十分从容，医生让他签字，他二话不说，拿起笔来就签。在治疗中，他忍受着巨大痛苦，一声不吭。手术后，他的病情几次恶化，但他都以坚强的意志挺了过来，而且，在精神上始终保持乐观状态。
1969年10月，病势沉重的陶铸得到通知，说是现在国际形势紧张，有可能要发生战争，要把他疏散到安徽省的合肥市安置。走的时间定在10月18日。
18日这一天，陶铸简单收拾好东西，手拄手杖，镇定从容地与家人告别。他的表情庄严凝重，微笑着走出家门，没有丝毫的悲伤。他的乐观和从容，来自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也来自他始终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他写的两句诗“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市孤独地去世。他去世后，被草草火化。
1978年12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发言，对陶铸光明磊落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力主为陶铸平反。当月，中共中央做出为陶铸平反的决定，并于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会。陈云、邓小平分别为陶铸和彭德怀致悼词。
陶铸生前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我们可以说，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康生、江青等人的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像陶铸一样的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这种斗争，实际上已经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基础。（焕然 赵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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